从协议保护到生态服务型经济：自然生态价值 实现的路径探索

    最新的诸多权威研究和评估展现了一个基本事实：全球自然保护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大危机。尽管过去数十年各国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过往提出的多数目标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于2019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 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路径导致60%的生态系统功能及服务持续退化，全球接近100万种生物因为人类活动面临着灭绝的风险，我们尚未扭转全球栖息地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根本趋势，从而威胁到人类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到21世纪中叶，全球人口数量将增长到100亿，人类对食品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翻倍。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冲突，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进，是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均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制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时呼吁，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采取紧急政策行动，转变经济、社会和金融模式，以稳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并实现“ 到 2050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提出未来的三大目的之一即是“确保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满足人类需求”，框架为此设立了5个行动目标，或成为未来10年国际自然保护行动的核心指南之一。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去30年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被动的生态保护方式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力，还没有建立起与生态保护挂钩的激励机制和正反馈机制，一些资金还被用于传统的开发领域。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 将自然价值、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物质资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必须不断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改革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做到“捧得金山来、留得青山在”。尤其是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或生态功能重要区域，构建生态安全屏障、解决保护资金短缺、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迫切要求。当前自然保护面临的几个问题
    首先，相对单一的保护模式无法获得最大的效益。我国现有的保护体制决定了政府既是自然资源的所有者，通常也是管理者和监督者，政府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甚至唯一力量。政府保护机构集自然保护、生态建设、社区发展、资源开发、环境治理、保护监管等职责于一身，使其有限的保护力量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压力较大。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利益相关方被赋予保护生态的权利有限， 在保护中缺少主体地位，既难以获取保护资金，也不易发挥资金、技术、社会资源等优势，导致生态保护自身的造血功能贫乏，严重依赖国家资金和技术的不断投入，难以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次，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在保护中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全球至少有1/4的土地传统上由原住民拥有或管理。在我国生态安全屏障核心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大多数的保护地内及周边，也有上千万农民是土地的直接拥有者或经营者。社区原住民既可能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破坏者，又是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更可能成为生态系统的忠实守护者。与社区所拥有的生态系统重要性相比，我国现行的保护体制机制对社区居民的保护地位和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社区居民的保护权和合理的发展机会关注不够，社区居民在保护中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未能得到充分行使，使保护地与社区的矛盾冲突普遍存在，包括：当地社区难以参与政府保护规划和决策、社区合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强制性的生态保护措施使社区对保护地缺少归属感和自豪感，以及生态移民和城镇化使部分居民转产专业困难等。
    再次，沿于工业文明理念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无法突破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根本矛盾。传统经济以竞争盈利和资源消耗为特征，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的工业文明遭遇了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重大危机，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有本质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决定以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均提出要实现战略转变，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两山论”“四梁八柱”、建立国家公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生态文明筹划了宏伟战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文明的上层建筑以生态功能和服务最大化为目的，实现人类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要求发展围绕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全新的生态经济基础。
    最后，急需改革我国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被动生态补偿体系和资金机制。我国生态补偿规模巨大：仅2013年国家投入生态补偿资金超过1000 亿元，2016年全国财政生态专项扶贫资金投入超过1000亿元，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总量达2300亿元，成为世界最大市场，2018年起旅游扶贫行动年投资超过3000亿元。巨量的各类资金虽然提供了保护基础， 但大多数资金通过自上而下的被动补偿方式分配， 一些资金还被用在传统的开发领域，或者成为直接救济式的补贴，没有建立起与生态保护挂钩的激励机制和正反馈机制，导致生态保护资金与保护效率无法匹配。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当地社区、企业和公众的参与度较低。急需创建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基础，有效利用政府这一庞大资源， 发挥政府资金的关键先导作用，建立一系列能够推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新型经济发展的鼓励机制。将被动补偿资金转变为引导资金，带动社会广泛参与，从而形成政府投入资金数倍的社会效益，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和谐稳定。
社区协议保护带来的变革
    2006年，中国本土的环境保护机构永续全球研究所（GEI）和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CI）中国办公室将协议保护机制首次从秘鲁引入中国，分别在四川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和青海措池村等地开展示范，并各自根据中国国情对协议保护模式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社区协议保护机制”（ Community Conservation concession Agreement， CCCA）即是GEI在过去的10 余年时间里，以协议保护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