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大国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

　　■编者按
　　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环境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除按照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减排温室气体外，更需要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中国如何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在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本报今日刊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薛惠锋的文章，探讨中国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方面所应采取的措施，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迪。因原文较长，本报将分上下两期刊登。

　　法者，理也，源于生活，体现公平、正义。律者，束缚也，意味着规则。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法的精神，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法律调整社会形态中各种关系，法律也应被放到最高的地位。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换句话说，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内部还有与生态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规则。
　　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其次，“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所以“大国责任”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遵循法的精神，在各项国际法的规则下，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站在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气候问题，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谈判寻找具体对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产物，而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请见下图)。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做出为缔结防止气候变化公约开始政府间谈判的决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达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世纪议程》和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且实现稳定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围应当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虽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是在政策上却无法落实。由于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绝大多数都不能实现预期到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削减20％的目标。
　　(二)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1日~11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又称京都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任何减排或限排义务，符合“柏林授权”的精神和规定。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内要将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5.2％，而对发展中国家未规定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就减排途径提出了3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排放贸易(ET)。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目前共有129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政府于2002年正式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三)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全球各地的政府——其中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致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的意义在于巩固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国际法地位，为下一步的国际气候谈判确定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巴厘路线图”包括《巴厘岛行动计划》(BAP)，其中列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新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在2009年以前完成。这一路线图也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下目前的谈判和2009年完成的目标，此部分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进一步量化的减排承诺，以及针对关于技术、适应和减少毁林所引起的排放等关键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谈判。
　　(四)哥本哈根会议
　　随着2012年的迫近，后京都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主要原因是时间非常紧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一再呼吁，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最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采取行动越晚，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从历史经验看，《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自1995年启动，到1997年签署，再到2005年生效，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而后京都谈判2005年才正式启动，为了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衔接，避免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真空”，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必须要在2013年生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多个场合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在2009年时达成一致，并使之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生效”。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各方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备受各方广泛接受的《京都议定书》2012年行将到期，关于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这个准则寻求各种可行的蓝本。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环境、经济和政治的混合体。其中，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更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应对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减排方案的设计上，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及目的，都做出了各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一)欧盟的立场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直以最积极的态度突出于其他国家和集团，强调自己在保护全球环境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其国际表态、宣言和计划上，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没有刻意地减排温室气体，但由于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欧盟仍是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唯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集团。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8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7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计划，从而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动则将目标提高至30％，到2050年希望减排60％~80％。
　　(二)日本的立场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日本由于国内能源资源匮乏，因而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并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低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将充分利用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引领全球并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在发达国家貌似公平合作的减排方案下，掩盖着巨大的阴谋与野心。他们试图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为目前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大旗下，要求一切国家共同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并以此否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发展机制”，代之以新的能源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作为新机制。另外主张以市场的方式将他们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无偿或者低价援助发展中国家，也反对无偿的资金援助。其目的不仅是不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以各种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长期稳定目标、时间框架和以国家为排放单位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首先，发达国家并未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其次，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现实。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已成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上)

    作者简历:薛惠锋，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信息化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
　　1997年
　　《京都议定书》:制定削减附件——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的具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和时间表。
　　2001年
　　《马拉喀什协定》:落实第一承诺期义务。
　　2007年
　　《巴厘岛行动计划》:按计划列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谈判之路线，并预定在2009年之前完成。
　　2009年
　　哥本哈根，进一步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薛惠锋）

来源：2009.7.7 中国环境报